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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说到容易，做到很难。如果当年的阿里摆在你面前，你会像蔡崇信一样纵身一跃吗？Reference：1．《蔡崇信为什么敢冒这风险 | BetterRead》BY 王烁，来源@BetterRead2．《马云背后的神秘男人：身份太敏感员工不敢谈》来源@品途商业评论

第二方面，速度快。中国工业化是一个长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世界上还很少有国家和地区能够长期保持如此高的工业化速度。改革开放40年，从1978年到现在，按全国经济GDP增速大概是9.5%，一产、二产、三产的增速分别是4.4%、10.9%和10.5%，二产增速最高。这么高的增速持续40年也是前无古人的。亚洲四小龙作为赶超型国家也曾经历过工业化中期快速成长的阶段，但是不会保持40年一直保持接近10%的增速。

第三，强化体制机制。要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中央层面要做好顶层设计，主要是管两头，一头是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为地方创造条件，另一头是加强全流域、跨区域的战略性事务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省的层面主要是做到承上启下，把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转化为实施方案，加强指导和督导，推动工作开展。市县层面主要是因地制宜，推动工作落地生根。

不为人了解的是，除夕当天，她再次飞往北京参加重要会议，做起了“空中飞人”。百忙之中，李兰娟要接受媒体采访，解答公众对疫情的疑惑。2月1日，李兰娟在出征仪式上介绍，上午其在病区开会，讨论病人救治问题等，中午收到了要前往武汉的通知。她匆忙回了趟家，简单收拾了一些随身行李。“因为比较紧急，我今天就出发。”

蔡崇信辞职加入阿里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也是经历了一番“家族争执”。蔡崇信家三代都是律师，他的父亲蔡中曾、祖父蔡六乘，是以国际法律事务见长的“常在法律事务所”创办人，早期在台湾律师界，“常在法律事务所”与“理律法律事务所”可以说是台湾独占鳌头的两大律师楼。

服务业占比上升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国服务业的效率不高，中国存在明显的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现象。效率低下的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工业占比迅速下降，必然导致整体经济增速下滑，从而表现出三次产业占比上升、效率下降的“逆库兹涅茨化”问题。如果严格区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转型”主要用于描述从一种产业主导的结构转型为另外一种产业主导的结构变化，而“升级”则表述了从附加值低的产业（或者产业环节）主导的结构转向附加值高的产业（或产业环节）主导、整体效率提升的结构变化，中国面临着因服务业比例过快上升和实体经济比例过快下降而产生的结构“转型”和未“升级”的结构性失衡。